6月27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中期论坛（总第73期）在京隆重举行。本期论坛聚焦“中国经济：2026，承前启后”，来自政界、学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及行业专家李扬、刘世锦、蔡昉、郑新业、黄海洲、刘青联合解析。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郑新业为本次中期论坛致辞。他表示，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成立20年来，始终坚持为人民而研究，坚持面向中国实践做学问，坚持在重大现实问题中推进理论创新，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成就：第一，论坛服务党的创新理论阐释，推动宏观经济研究更好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第二，论坛服务政府科学决策，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研究支撑；第三，论坛服务多主体的高质量决策，帮助社会方面理解政策、稳定预期；第四，论坛服务立德树人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过去20年，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支建设性力量，面向未来，宏观经济论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使命更重，空间更大。一是要继续围绕党的创新理论阐释开展工作，落实4·25重要讲话精神，把论坛打造为为服务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平台，同时培养更多的共和国的建设者。二是要继续围绕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落实落地提供科学研究。三是要把研究任务更好落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上。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青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26年中期）。

报告显示，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处于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攻坚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全年经济整体呈现承前启后态势，核心可概括为坚守底线、优化调整、开创新局三重发展逻辑。

经济运行层面，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5%，上半年增速预计4.5%-4.7%，有望达成全年4.5%-5%的增长目标，全年走势呈U型修复，但短期稳增长压力突出。当前经济最显著特征是全方位结构性分化：供给端高技术制造业、新基建、生产性服务业高速增长，传统工业、房地产相关产业持续出清；需求端外需韧性强劲，高科技产品出口激增，内需整体偏弱，房车等大宗消费、传统投资明显下行，服务消费、线上消费展现活力，城乡、区域消费分化显著。同时，市场货币供给充裕但信用传导不足，上下游价格传导不畅，青年结构性就业压力、居民收入增速偏低等微观问题依然存在。

当前经济机遇与风险并存。外部面临全球贸易放缓、流动性收紧、技术围堵等不确定性；内部受内需不足、房地产调整、地方财政承压、企业利润分化等问题制约，且经济K型分化易引发总需求不足、区域差距扩大、金融结构性风险等隐患。同时，新质生产力崛起、“十五五”重大项目落地、内需结构升级、对外开放深化、区域创新集群发展及各类改革落地，为经济转型提质带来重大机遇。

政策层面需兼顾短期稳增长与长期转型发展。短期强化兜底保障，加快财政资金落地、灵活运用货币政策、稳妥化解地产和地方债务风险；中期持续优化经济结构，整治行业无序竞争、推动消费向服务型升级；长期聚焦培育新动能，深化“人工智能+”行动、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激活民间投资。同时，需建立增长成果共享机制，完善民生保障、优化收入分配、扶持青年发展，破解结构性分化难题，助力经济平稳转型、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认为，当前我国金融结构正持续优化，并围绕三大核心议题展开系统阐释。其一，我国金融结构正发生历史性变革。经济下行、利率下行两大因素共同驱动融资结构重塑、资本市场迎来发展窗口、货币政策范式同步调整。当前信贷类资产占社融比重持续回落，提升直接融资比重的改革目标迎来落地契机；社融中信贷增量持续收缩，银行存款规模持续增长，大量资金滞留于银行体系难以流向重要领域。货币供给结构出现显著分化，M1增速持续弱于M2，本年度M0规模逆势上行，反映居民“现金为王”的资产配置倾向与市场预期波动；市场利率整体维持下行态势，上述结构性变化具备长期趋势性特征，是宏观政策制定必须立足的现实基础。

其二，金融结构优化已形成全社会统一共识。2025年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贷款占比45%；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7%,首次超过贷款。资金持续向科创领域集聚，适配创新驱动发展需求。央行围绕多类别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市场化改革、法规、监管、对外开放五大方向推进金融结构优化；证监会出台近70项政策，深耕科创培育、扩容长期资本。其三，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利率改革有三大目标：由市场决定利率、建立合理的利率体系结构、完善调控机制。改革过程中还需统筹国库现金管理、国债政策、政策性金融、国有金融机构治理，加强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总体而言，金融结构优化契合高质量发展，但当前调控思路、工具与机制仍需配套革新。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供强需弱、有效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的突出症结，表现为出口、产业竞争力突出，但内需、投资、社零持续走弱。该矛盾是体制结构性问题，过去高储蓄、高投资、重生产轻消费的增长模式已走到边界。终端需求是全部经济活动的终点，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部分，其持续收缩导致产能利用率下降，投资回报过低，从而降低投资意愿。我国储蓄率长期超42%，2022年储蓄率达46%，企业、居民储蓄大体各占一半。高企业储蓄一部分源于国企分红不足，居民储蓄集中于少数高收入人群，仅简单号召居民消费可能存在一定误导。

化解供需失衡关键在于改革储蓄消费机制，降低储蓄率、提振终端需求，以消费改善产能利用率，催生有效投资，避免加码投资加剧供需错配。具体建议包括：第一，三年内将全社会储蓄率降至40%以下，通过划拨部分国有资本转入社保基金、推动民企提高分红水平，把一部分企业储蓄转化为消费；第二，稳步推进税收制度改革，将基尼系数降至0.4以内；第三，宏观调控和各级政府职能的重心要由供给侧转向消费侧，重点投向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上，例如完善中低收入群体社保，补齐住房、养老短板，推动“十五五”城乡基础养老金月标准提升，从而拉动GDP增长。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特聘教授黄海洲提到，本轮全球市场分化以AI为主线，美、韩、A股AI标的行情亮眼，港股呈现AI板块走强、消费及传统板块走弱的格局，对应宏观层面“科技强、内需弱”的分化特征。当前全球已有11家万亿市值科技企业，其中8家在美国、3家分布东亚，中美是AI赛道核心竞争者。资本市场2024年9月政策拐点后，国内金融体系持续改善，资本市场可为AI提供PE、VC、长线资金等多元融资渠道，是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支撑。市场虽出现泡沫担忧，但对比2000年纳斯达克互联网泡沫，当前科技龙头盈利、杠杆水平更健康，尚未出现全面泡沫。

美国依托成熟资本市场驱动AI投资，高通胀压低实际融资成本，同样存在科技强、消费偏弱的问题。我国AI投资约五成依靠政府资金，产业政策对冲市场波动，产业韧性更强，合肥、杭州等地均体现政策扶持成效。欧洲资本市场融资能力薄弱，AI产业整体滞后。日本历经长期通缩，产业创新乏力。韩国依托‌三星电子‌与‌SK海力士‌两大存储芯片巨头实现产业突破。这说明通缩环境难以支撑产业创新，需维持温和通胀、持续优化金融结构，配合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长期发展提供稳定资金供给。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蔡昉指出，AI有望助力我国走出通缩、扭转供强需弱格局，培育全新经济增长周期。对照2035年基本实现中等发达经济体目标，结合人均GDP翻番测算，当前4.4%—4.8%的年度潜在增速属于合理合意区间，人工智能将大幅抬升劳动生产率，突破传统人口红利消退带来的增速下行约束。AI通过两大路径提高效率：一是资源配置效应，即优化全域资源配置，以算法数据实现精准配置、减少试错成本；二是创造性破坏效应，即加速市场优胜劣汰。但这要求我们破解“生产率悖论”，当前小微企业普遍存在数字、智能鸿沟，行业分化加剧，具体体现为“分母效应”挤压就业、“分子效应”放大供给过剩，进一步强化供强需弱矛盾。

破解生产率悖论的核心路径是“投资于人”，通过共享技术进步红利对冲AI带来的结构性冲击。第一，升级积极就业政策，青年、大龄低技能群体受智能技术替代冲击最突出，通用人工智能落地后结构性就业矛盾将持续加剧，需配套完善技能培训体系。第二，强化以人为核心的再分配调节，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长期处于0.465水平，税收调节空间有限，需加大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投入、投资人力资本，能够有效缩小收入差距、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缓解供给过剩压力。第三，创造就业和破解“一老一小”难题，发展照护经济，依托向善型人工智能赋能养老、托育产业，将无酬家务劳动转化为市场化就业岗位，同步拓宽内需空间、对冲人口老龄化压力。全面拥抱人工智能的前提，是同步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兼顾技术效率提升与民生保障、收入分配改善。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指出，宏观经济分析应建立“中长期看短期、从微观看宏观”双重视角。微观瓦尔拉斯均衡与宏观凯恩斯短边均衡长期存在脱节问题，仅依靠宏观总量视角无法解释国内显著的宏观非均衡特征，重构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具备重要现实价值。当前我国典型的“供强需弱”属于非瓦尔拉斯均衡，内需不足、通缩压力、经济下行均根植微观层面：居民消费受工资性收入收缩、房产资产缩水、家庭资产负债表收缩制约；民营投资持续负增长，根源在于市场持续供过于求、国企软预算约束阻碍产能出清、企业资产缩水削弱经营信心；叠加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土地财政萎缩、非税收入加重企业负担，多重微观约束下货币、财政总量政策边际效用持续衰减，甚至可能出现流动性陷阱特征。

提升宏观政策效能必须立足微观主体改革发力。一是全面激发市场微观活力，持续深化国企改革，完善产权保护与公平竞争机制，保障民企平等市场地位；同步理顺央地财政体制，平衡约束与正向激励，激活地方政府发展动能。二是优化宏观政策传导渠道，对冲房地产行业下行带来的传导机制失灵，既要稳妥托底地产市场，也要依托现代化产业体系、统一大市场培育全新传导路径。三是推动新旧动能有序转换，一方面缓释传统动能衰减压力，另一方面依托创新、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人力资本培育新质生产力，释放人口质量红利、改革红利。供需失衡等宏观矛盾根源在微观，单纯依靠总量调控难以根治，必须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打通微观堵点方能改善宏观运行格局。（记者 王祯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