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2020-2021）——迈向双循环新格局的中国宏观经济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隆重举行。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在致辞中表示，构建双循环经济发展新格局不仅是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背景下的权宜之计，更是推动中长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战略选择。他认为，首先，国内循环是根基，只有真正做好自己的事情，才能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其次，提升产业链的核心是创新。一方面是技术创新，提高产业竞争力；另外一方面是制度创新，提升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完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此外，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与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互为推动力。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经济闯过关口的迫切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战略。
在双循环过程中，既要更好发挥政府顶层设计、统一布局、组织协调的作用，又要充分发挥企业在基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既要夯实基础研究，又要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既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又要坚持开放创新，加强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代表论坛发布CMF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20-2021）。报告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分析当前经济复苏的形势、面临的问题、下一步的趋势；二是研判2021年中国经济的运行逻辑、可能的风险和挑战；三是确定超常规政策退出的时点和方式，研究战略转换的路径和风险。
2020年的中国经济呈现出V型反转与稳步复苏的特征。在疫情冲击下，2、3月份我国采取了大面积的封锁、防疫政策，导致了整体经济的全面下滑。4月份武汉重新开城，我国疫情阻击战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并有序组织复工复产，并且在5月份“两会”期间推出了一揽子规模化刺激政策。这一系列政策也推动二季度中国经济开始逆势上扬，三季度持续恢复。从不同行业角度来看，我国第二产业恢复良好，制造业和建筑业一马当先；同时金融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反转现象好于常态路径。然而第三产业整体及批发、零售、交通、住宿、餐饮、租赁、商业服务等行业依然处于负增长状态，还没有重返常态化的路径。
基于2020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态势，报告指出，我国经济成功抵御疫情冲击并呈现十大亮点。第一，实际GDP增速实现V型反转，经济景气度显著回升。对比世界三季度-9.8%的增长速度，我国单季度经济名义增速达到5.54%，这也保证了我国经济整体收入状况由负转正，并同时带来预期的变化。第二，工业增长回归常态，服务业生产持续恢复，生产者经营预期持续改善。第三，高技术产业韧性十足，增加值和投资双双逆势增长。第四，外贸外资超预期增长，累计同比增速双双由负转正。在今年8-10月，我国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同时外资也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第五，投资和消费需求持续恢复，内需增长动力逐渐增强。第六，随着经济稳步复苏，城镇调查失业率持续下降，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实现增长。今年前10个月新增就业超过1千万，提前三个月完成全年的就业目标。第七，随着经济复苏，公共财政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明显改善，下半年基本正常化。第八，外汇市场、股票市场等金融市场总体稳定。不同于以往情况，今年前10个月的金融市场不仅没有出现下滑，反而出现了逆势上扬的态势。第九，房地产市场在“房住不炒”的基本定位下温和调整。第十，很多高频数据较为靓丽，预示复苏态势在持续加速。这一点在我国出口数据上体现尤为明显，随着各国经济恢复脚步加快，我国的集装箱指数、运价指数等都出现大幅上扬。
在这些亮眼的经济表现的背后有着我国应对疫情、引导经济恢复的逻辑：第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中国疫情管控方案+适度刺激的经济纾困方案，是2020年中国经济走出疫情困局的关键。第二，以疫情阻击战的胜利为行政性全域复工复产的前提，以行政性全域复工复产为经济快速重启奠定基础，以“六保”为核心的一揽子规模化刺激方案为国民经济循环快速复苏提供核心动力。第三，中国疫情与世界疫情的不同步使中国供应链产业链的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保证了中国外需不仅没有随着世界贸易的崩溃而崩溃，反而逆势出现超预期反弹，为中国内循环的重启和经济整体复苏提供了强大支撑。第四，中国新经济和高新技术的发展为中国疫情期间生活模式和生产方式转型提供了技术和产业基础。
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为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的启动创造了最佳的战略时机和宏观基础，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然而除了看到这些突出成就之外，也要认识到我国宏观经济在运行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突出问题：
1、经济复苏动力在边际上有弱化趋势，影响明年经济回归常态化运行。
2、我国经济产业复苏距离正常化增长轨道仍有距离。在疫情视角下，GDP取得0.7%的增长是非常理想的结果。但是如果将这一数据放在常态视角下，则会成为非常萧条的状态，对公众的心态也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另外随着复苏到达一定程度，会出现边际递减的情况，这也可能会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瓶颈。
3、工业生产开始出现库存积压、资金周转困难等问题，工业增速已经见顶。我国的基础工业增长的可持续性值得关注，另外规模以上企业应收账款增长、资金积压问题也推动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4、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速与增加值增速缺口持续扩大，增长动力越来越依赖于内需恢复。
5、 投资复苏的内在动力并不稳固，对房地产投资和其他费用增长的依赖度过高。虽然房地产市场反弹明显，但是面临着“房住不炒”战略的约束；而占据着投资市场30%份额的制造业板块依然没有完全转正。
6、在出口总体恢复增长中，不同部门的出口表现、承受压力呈现较大分化。抗疫物资、宅经济相关产品增长迅速，然而仍存在很多产品存在出口负增长。随着全球疫情的发展变化，这样的问题也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
7、债务高企和金融问题滞后显现导致金融风险上扬，刀口平衡更加棘手。我国整体杠杆率从去年53%左右上升到目前的285.8%，高债务叠加高利率的组合可能会带来风险突破。
8、各类物价指数持续回落，面临通缩紧缩风险，“债务-通缩”压力正在形成。
9、 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活跃程度并不高，经济复苏的微观基础尚不稳固。
10、财政政策的效率面临系列挑战。这一系列挑战既包括执行进度的问题，又包括直达资金效率的问题。此外我们用老基金的办法来执行新基建，从而导致很多新基建的布局出现了一系列乱象的问题。最后我国的一些新战略在产业政策上的布局与以往的思路有重大的调整，因此也面临着一系列转换的问题。
11、 虽然就业压力总体减轻，但就业敏感群体受冲击依然较大。
12、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在2-4季度呈现加速反弹，第4季度GDP实际增速达到5.9%，全年实际增速达到2.3%，比世界经济增速高6.7个百分点，但仍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值。
此外，刘元春教授讲解了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逻辑和风险点。在基本逻辑方面，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存在以下五大基本逻辑：第一，基数效应带来明年的高同比增速和“前高后低”的基本走势。第二，国民经济循环逐步畅通、经济增长内生动力逐步增强。各类经济主体绩效的改善，已经形成“蓄势待发”之势，2021年将是信心恢复和预期引导的关键年。第三，政策效果的显化和超常规政策的逐步退出造成明年年中政策性力量的转换。一方面，目前已经出台的一揽子政策实施效果较好，并还在持续开展的进程之中，政策效果的持续显化将保证未来两个季度经济增长呈现加速态势；另一方面，规模性政策效果还有释放空间，但经济反弹的政策支撑力将逐步减少。第四，全球疫情形势扭转和世界经济复苏带来的外部环境变化。疫苗研制的成功及其广泛运用将在大概率上决定2021年全球疫情将得到逐步控制，从而保证全球经济将得到稳步复苏，但这也将使中国宏观经济的外部环境复杂化。第五，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带来的战略转换效应。战略转换带来的科技创新自立自强的布局、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布局、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与短板的补足、扩大内需战略层面的启动等举措不仅将引发2021年经济主体预期的改变，同时也将替代非常规刺激政策成为需求扩张的基础力量。
基于以上逻辑，报告预测2021年GDP增速将达到8.1%。但是明年经济增速整体呈现出“前高后低”的态势，四季度的增长态势预计将下滑到5.4%左右。并且四季度是明年经济状况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系，四季度经济的常态化是我国明年经济发展的关键。观察经济数据背后的逻辑，也会发现2021年宏观经济将面临七大方面的风险挑战：
1、外部环境的进一步复杂化可能冲击国际国内双循环。除了当前全球和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处于高位，近期疫情的恶化也推迟了世界经济复苏节奏。并且2021年是否会由于重大突发事件引起市场风险利率的突然上升或者政策退出过程中政策利率的回升，而触发债务风险，仍然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
2、总需求持续疲软、实际利率上扬，“债务-通缩”风险可能显化。消费需求不足、投资基础不稳固、出口中期承压等因素都会使得我国明年“债务-通缩”压力很可能全面显化。
3、结构分化较为严重，不同层面的短板效应可能显化。中国经济复苏的不同步、不稳定、不均衡是2020年中国经济复苏的显著特征，随着2021年各类超常规的疫情救助与经济纾困政策的陆续退出，风险可能水落石出。
4、失业率上扬风险依然较大，中等收入群体所受冲击可能滞后显现。
5、 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和活跃程度不高，经济复苏的微观基础尚不稳固。
6、 债务高企、利率回升、通胀下行，金融风险问题可能全面显现。
7、战略转换、政策退出带来的系列摩擦和新风险。其中，需要我们具体考虑内循环布局是否顺畅；也需要关注外需与内需转换的成本和可能的转换期问题；最后在政策退坡的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诸多的风险和挑战。
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刘元春教授认为，中国成功取得了新冠疫情阻击战和经济保卫战的双重胜利，为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的启动创造了最佳的战略时机和宏观基础。除此之外，2021年是中国经济持续复苏之年，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常态化的一年，是两个百年目标交汇与转换之年，更是中国开启十四五规划实施战略转换的第一年。世界疫情的逐步消退、中国超常规政策的常态化、中国发展战略的转化和调整、内生新动能的逐步抬头将成为左右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最核心的4大力量。也正是基于以上结论，报告给出以下十大政策建议：
1、必须理性、科学认识清楚2020-2021年份宏观经济运行逻辑的独特性，全面认识到疫情冲击、疫情防控、经济纾困、疫情消退、超常规政策退出在宏观经济总量和结构上带来的新规律和新现象。
2、 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疫情阻击战、中国经济保卫战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不同步性给予了中国十四五规划战略转型的契机，同时还必须认识到全面建设现代化新征程面临的新任务具有强烈的挑战性。
3、必须认识到当前经济复苏远没有达到常态化水平，经济复苏的核心力量依然来自于超常规的疫情纾困政策，且具有强烈的不稳定、不均衡、不确定等特点。
4、科学认识明年各类宏观参数同比增速过高带来的经济景气假象，多角度多层次对2021年宏观经济运行的状态进行科学研判。
5、明年的宏观政策需要以稳定物价和充分就业为锚，以全面扩大内需、缩小供需缺口为基本目标，为新战略启动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妥善安排抗疫政策和纾困政策的退出，积极应对金融风险显化的挑战，逐步回归常态化宏观调控模式。
6、 高度重视政府债务率快速的上升和面临的结构性问题，超常规的积极财政政策需要在2021年二季度开启逐步向常规性积极财政的转变。
7、货币政策在2020年3季度开始做出边际调整，但贷款规模、全社会融资总量以及货币供应量等参数的增长速度依然大幅度高于名义GDP的增速（5.5%），这些货币政策参数在2021年要进行进一步的适度调整。
8、高度重视中国当前“高债务率”与“高实际利率”的组合带来的多难问题。
9、 高度重视经济复苏时政策退出带来的风险问题。
论坛第三单元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副主席、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闫衍主持，多位领袖经济学家发表精彩演讲。
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认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年全球经济陷入了自二战以来的最严重的深度衰退，全球经济同比下滑4.4%基本成为定局。主要经济体中，美国经济衰退4.3%、欧元区经济衰退8.2%，而中国成为唯一一个实现正增长的全球主要经济体。在贸易量方面，世界贸易组织最新预测是全球贸易量同比下滑9.2%，好于今年中期预测；在全球直接投资方面，联合国有关部门预测为下降30%-40%，这些数据都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本次衰退预计将造成总计18万亿美元的损失，其中12万亿美元是世界主要国家通过财政刺激措施所付出的成本。具体包括疫情应对、稳定就业、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等直接支出，其中也包括减税支出。另外一部分则是用于支持流动性，特别是用担保的形式。
可以看到，我国为了实现“六保”、“六稳”的任务，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但这也使得我们付出了财政赤字率提高的代价，所以我国明年的财政空间要综合、平衡地考虑。对于未来经济发展，要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方针，坚持新发展理念，特别是强调把创新放在总体工作的首位。
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指出，2020年抗疫、纾困、经济复苏以及2021年疫情得到控制，经济政策退出，都关系到我国的双循环问题。然而双循环必须有趋势性改变，也必须有新的轨道。所以尤其需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中国疫情防控和世界疫情防控的关系问题。在中国疫情取得控制而世界疫情未能取得控制的情况下，我国会在货币政策上面临极大的困难。所以中国宏观经济想要恢复常规路径，可能还要考虑世界疫情及经济发展态势，所以当前这种状态可能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其次，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问题的模糊化也引起更大的讨论。增发货币支持国债、支持赤字融资在西方变成了常态化安排，这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然而这一系列影响都是由疫情派生的，所以尽快控制疫情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一问题。最后，我国的消费恢复没有达到理想状态。尽管消费三季度由负转正，但是还没有达到期望状态。如果消费不能恢复，内需扩张就有困难。根据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只有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才能持续扩大市场、支持内循环。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提出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风险。首先就是美国大选对于中国未来经济走向的影响。拜登的当选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我国宏观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性和挑战性，但是我们仍要警惕拜登政府在磨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对于中国宏观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问题和挑战，尤其是在若干行业对中国制定非常精准的限制性政策。其次，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数字表现”可能会非常亮眼，这种情况下，我国“十四五”规划布置的一些新发展理念能不能够顺利地贯彻下去可能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由于宏观形势很好，工作重点可能会转向一些短期经济问题上来，这可能会影响到我国长期经济方针的贯彻。具体而言，城市化问题、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杠杆率问题以及房地产调控措施的精确性问题，都是值得关注的。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的演讲围绕“新发展格局引领疫后经济复苏”展开。蔡昉认为，过去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低人口增长率、低通货膨胀率、低长期利率以及低经济增长率。长期来看，明年世界经济即使开始复苏也不会回到原来的水平上。叠加逆全球化的趋势，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需求环境不佳。要有意识地去构建双循环格局，抓住主要矛盾并补齐短板。此外要注意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
在未来我国经济复苏过程中，需要解决两大关键任务：一方面是解决周期性任务，做好必要的相关性政策。在政策落实过程中，要避免大水漫灌，政策可以有所收缩。特别是对企业的政策可以收缩一些，制定更多面向家庭和个人的政策。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解决就业问题，要进一步优化公共就业服务，做好培训、职介。多重政策下，我国的收入和消费也将进一步改善，从而更好地推动经济恢复发展。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做了题为《新发展格局下区域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的演讲。他认为，随着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的区域发展也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一是沿海地区参与国际大循环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要素成本的提高和中美经贸摩擦的加剧，沿海地区外贸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二是外需和内需市场相对关系的变化会使得内陆地区的位势有所上升，外需总体扩张速度在放慢，内需的相对份额在提高；三是城市群和大都市圈在国内大循环的位势不断上升，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向世界级城市群迈进，城市群内部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的同城化的态势也在推进；四是数字化转型正在成为影响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活动加快数字化的转型，重塑了区域之间的格局；五是我国地区间差距可能会呈现继续扩大态势，之前的东中西差异和变化似乎正在被南北的分化和南升北降所替代。
针对这些变化，我国需要采取措施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第一，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要增强沿海地区外引内联的纽带、枢纽功能；第二，应加快中西部地区布局和培育更多战略性的增长极；第三，要继续发挥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在双循环中的枢纽和战略支点功能；第四，要加快连接国内外市场立体交通大通道建设；第五，将缩小地区间“数字鸿沟”作为重要的着力点；第六，是要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要素的流动更多地向高回报地区、高效率地区集聚；第七，强化区域政策与全国统一市场建设要求的内在一致性。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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