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F:提高疫情防控精准性,畅通经济循环

11月19日,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于线上举行。本期论坛聚焦疫情下的中国消费:现状、成因及未来走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邹静娴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指出,今年年内消费增速大致呈现先降后升的“类V型”曲线。虽然消费增速自二季度开始有所回升,但回升的基础并不十分稳固,消费的疲弱也导致其对经济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都有所下降。分结构来看,当前表现较差的消费主要有两类:一是高接触类消费(如餐饮、文教娱乐、交通运输);二是地产相关消费(如家具、建筑与装潢材料、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

消费疲弱包括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原因。就宏观层面而言,居民收入增速的绝对放缓和相对(GDP增速)放缓,消费场景受限以及居民信心的大幅下降。就微观层面而言,多种居民收入来源均承压,边际消费倾向最高,同时也是主要用于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的财产性收入增速趋势性放缓。此外,居民收入中的“压舱石”——占比超六成的工薪收入,近年来越来越“压不住、跑不动”。此外,由于疫情对于低收入群体打击更大,2019年后城乡收入差距均有所扩大,这也不利于整体消费。

报告指出,在下一步政策中,第一要务无疑是提高防疫政策精准性,畅通经济循环。此外,为了改善就业状况及市场预期,可以考虑出台一些“以工代赈”项目以及标志性项目。货币政策方面,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眼下应当是利大于弊;财政政策方面可以考虑消费券的发放。基于目前已有案例来看,消费券的效果强(边际消费倾向可以接近80%)且快(时效以周为单位)。尽管可能存在一些操作过程中的问题,但相比于补贴企业端等做法,消费券可能是当下“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更佳选择。

根据当前消费疲弱的原因,报告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提高疫情防控精准性,畅通经济循环

当前消费的疲弱,无论源于接触类消费的疲弱还是居民收入增速的放缓,很大程度都与人流、物流受限有关。因此下一步要提高疫情防控的精准性。

2、出台部分“以工代赈”项目以及标志性项目以改善就业状况及市场预期

拉动消费的根本在于收入和预期的改善,这些都离不开就业市场的好转。“以工代赈”项目以及一些标志性项目的推出可以较快改善就业形势,同时向市场传递明确的积极信号。

3、针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出台有针对性的具体政策

疫情中消费受冲击最大的行业主要有文娱旅游、交通通信、家用设备等,针对这些行业需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例如:家用设备行业可以考虑对绿色家电或是家电以旧换新进行补贴;通信行业可以考虑降低上网资费等。

4、当前宽松的货币政策利大于弊,应继续坚持

当前宽松的货币政策至少有两方面大益处:一是有利于“保企业”;二是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进而拉动内需。研究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有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其主要机制为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工作机会和工资水平,并且这一“保就业”效果对于就业稳定性差的群体更为明显。可以看到,宽松货币政策主要起到的“保就业”效果以及缩小收入差距效果对于当下中国都十分必要。

相较于宽松货币政策的利,报告认为相应带来的弊端尽管存在,但弊小于利:

1、就可能的收入分配恶化而言

对于文献中谈到的宽松货币政策可能恶化收入分配的渠道(主要指高收入群体在宽松信贷政策下会获得更多资本收益),研究中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支持证据,主要原因在于高收入群体的资本收益无论在宽松或是紧缩货币政策下均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2、就可能的通货膨胀担忧而言

当前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可以说是最小的。这是我们宝贵的政策空间、珍贵的政策“弹药”,必须“当用则用”。

3、就汇率贬值和资本外逃担忧而言

长期左右一国汇率和资本流向的根本因素在于对一国的增长预期。有一种担忧认为在美国不断加息背景下,中美货币政策的不同步可能导致大规模资本外逃。但从长期来看,影响国际资本流向的最重要因素是对中国增长的预期,而非利差。从历史数据来看,中国素来有能力保持相对独立的货币政策:2015年12月-2018年12月期间,美联储先后9次加息,这期间我国央行仅有3次跟随加息。这期间尽管中美货币政策并没有始终保持同步,但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大的基本面波动。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记者:王祯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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