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3年3月）于线上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邹静娴代表论坛发布CMF月度报告。

报告显示，尽管消费和投资整体表现不错，但均存在结构性问题。消费中居民部门累积了大量的超额储蓄，同时提前还贷现象普遍，这都表明居民对于消费仍是持谨慎态度。投资方面，如果考察投资中最能反应市场自发需求的一项——民间投资，会发现该项2月份增速仅为0.8%，这是自2020年12月以来的最低增速。

报告显示，今年基建投资仍将保持高增长，但增速大概率不及去年。2022年基建增速接近10%，今年要再达到这一高增速较难。尽管今年1-2月基建投资也取得9%的增速，但这一数字是在整合了财政政策前置、集中复产复工、地方政府“拼经济”等多重利好因素之后取得的。地产方面，虽然针对房地产的政策在边际上有所松动，但地产行业下行的长周期趋势很难得到根本性扭转。如此一来，消费就成为了今年最大变数，也是最值得期待的一项，政府工作报告也将其列为第一重点工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23年消费强，则中国经济强。

疫情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打击更大，而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是更高的，因此疫情期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无疑会抑制整体消费。考察收入差距的一个指标是分城乡收入最高20%和最低20%收入户的收入之比。以此指标来看，城乡的收入差距在疫情后均有所提升，尤其是农村。疫情打断了自2016年开始农村持续的收入差距缩小的良好局面。

工薪收入作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占比超过6成的收入来源，可以说是居民收入的“压舱石”。但就该项收入而言，既有近忧，又有远虑。近忧体现在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远虑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可归纳为“压不住”和“跑得慢”。“压不住”是指从收入构成来看，作为居民收入“压舱石”的工薪收入占比在不断下降，其峰值出现在2004年，达到76%，此后不断下降，最新2021年数据仅为60%。“跑得慢”是指就增速而言，城镇居民人均工薪收入增速从2010年起持续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更低于GDP增速。

报告提出以下五点建议：1.储备一批大项目、好项目以带动投资、提振信心。当前一批好项目、大项目的积极意义是多方面的：一是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不仅有利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稳步回升，也有利于居民消费意愿、信心的回暖，可以有效拉动经济；二是可以借此窗口期提前布局一下在新能源、环保、高科技等领域的投资，为中长期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三是由政府牵头大项目的出台可以通过直接的经济溢出效应，以及间接的信号渠道带动民间投资，为中国经济注入活力。但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所提的“大项目”也需仔细甄别，避免导致后续产能过剩、僵尸企业等问题。

2.考虑适度恢复“小摊小贩”、夜市经济等个体生产经营活动。疫情期间，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受创最为严重的就是经营性收入，该项收入与个体经营活动关系最为密切。鉴于经营性收入事关大批个体经营者，而这些群体往往收入水平偏低、收入稳定性低，因此应该是政策兜底的重点关注人群。为拉动这部分群体收入，可以在政策允许范围内有序放开街头“小摊小贩”活动，尤其是在一些疫情前有夜市文化基础的地区，还城市以“烟火气”，这也是拉动各地旅游收入、带动夜间经济的有利举措。同时，考虑到这部分群体在经营活动重启方面可能遇到的困难，还可以从租金减免、延缓还款等方面予以帮扶。

3.借助中国的数字化优势，考虑发放一批消费券。中国有很强的数字化优势，政府可以借助个税申报系统、社保系统、电商平台等数字化平台，考虑在有条件地区发放消费券。同时在发放过程中，应明确发放群体应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避免出现消费不平等恶化情况。

4.利用好疫情期间建立的核酸亭等设施。疫情期间全国各地建立了大量的核酸检测亭等设施，这些检测点实际是深入各个居民生活点的重要站点。这些设施目前利用率已经不高，为避免资源浪费同时切实做好利民举措，可以考虑将核酸亭转化为社区医疗服务点、流动书报亭、不定时“跳蚤市场”、就业信息咨询处等。

5.鼓励企业直面消费者“痛点”，切实做到“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除了从消费需求端发力，长期来看，企业也应该苦练“内功”，切实做到“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认为，一方面，市场主体是经济行为的主要引擎，需要将政策真正落到市场主体上；另一方面，政府应该从社会思潮方面入手，降低市场主体面临的环境压力。要将GDP增长作为一个重要的考核，在此方向下，让政策渗透到市场主体，政府引导市场环境，市场主体发力，从而实现市场化的修复。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指出，目前的修复在逐步全面开启之中，修复效应是大于扩张效应的。经济的全面修复不仅需要政策进一步加持，同时也需要耐心等待经济主体进一步修复“疤痕效应”。从高频数据来看，目前我们仅恢复到2019年状态的八成，之后两成的恢复更加艰难，因为这涉及到预期的进一步优化，内生动能进一步提升，依赖于资产负债表进一步的修复。目前我们不必担忧中国经济的复苏，而是要从目前乐观的环境中考虑在复苏进程中的远虑与近忧之间的权衡。

花旗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余向荣认为，经济开局是良好的，但是驱动力和市场预期有所偏差，该强的没有比预期强，该弱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弱。预期较强的是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实际基本符合预期；预期较弱的是地产出口等，实际比想象中好一些。总体上看，今年开局是比较平稳的。

今年增长的两个关键变量：一是消费和服务的追赶效应。经济重启可能会带动一个就业改善、收入改善，从而到消费改善的良性循环，而这个良性反馈机制可能是后续消费复苏最大的、可持续性的支撑；二是地产在L端的底部企稳。如果高线城市房价上涨，购房者的信心可能会进一步修复，从而让那些被抑制的需求抓紧入市，使得之前的宽松政策传导下来，实现地产企稳。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指出，今年的宏观政策应该延续去年扩张的基调，这是因为中国经济最主要的矛盾依然是当前增长率显著低于潜在增速，存在负向潜在缺口，存在总需求不足的表现。目前我国经济同时面临着内部和外部的不确定性，外部不确定性包括全球经济下行、美联储加息以及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内部不确定性包括疫情导致的疤痕效应、人口到达拐点，以及国内隐含的金融风险。

全方位推动消费复苏，需要关注六个方面：一是尽可能快地恢复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速；二是想方设法改变居民部门对未来的信心；三是通过政策推动服务业更加全面地复工复产；四是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方面要更多向国民部门倾斜；五是优化调整房住不炒政策；六是政策发力，促进民营企业健康成长。

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章俊认为，2022年国内的“三重压力”核心是预期转弱，叠加美联储加息以及俄乌冲突，导致去年总体预期较差。就业已经成为目前宏观政策的硬约束，而GDP的增长目标更多是发挥预期管理的作用。

预期差已经开始出现：1）投资方面，1-2月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依然是基建驱动，或者是由国有部门的驱动的，而民营企业的投资信心还没有得到有效恢复；2）消费方面，需求低迷的主要原因是超额储蓄去化不及预期。短期内消费改善依赖于就业和收入的改善，长期则依赖于结构性改革；3）库存方面，目前工业处于被动补库存阶段，需要经历一轮实实在在的被动去库存，才可能出现主动补库存，从而拉动经济上行；4）出口方面，出口可能好于预期，但依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此外，美联储加息叠加硅谷银行事件，可能会对我国贸易产生冲击，形成预期差。总结来说，预期差将是今年主导整个市场和投资者情绪的关键指标。建议政策应该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也要重视前瞻性。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记者：王祯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