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企业的代表，方巍对于当下企业所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样有着深刻的感受。比如从国美税务管理来看，由于目前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由中央统一立法，弹性较大，各地执行的口径不一，这就提高了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主要表现在：

一、以“营改增”为例，由于各地对同一项目的执行口径差距较大，这就造成了国美集团公司下发的统一指导政策有可能在一定的地区“水土不服”，甚至形成税务风险，加大了集团税务风险的管控难度，也可能因此产生罚款或滞纳金，进而增加税收负担；

二、为响应国家税制改革的政策，国美正在开发电子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以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全票种开票系统，但是在电子发票上线过程中，国美发现各地对发票的管理形式有很大的差异，时间安排也不同，比如有的地区允许电子发票和增值税卷式发票共同使用，有的地方就仅只能任选一种发票开具，而作为线下实体门店，顾客因多种原因对票种的需求也各不相同，所以仅允许使用一种票种的规定是无法满足企业实际业务需求的，还需要企业不断沟通，增加了成本。

在周德文看来，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关键在于政府简政放权。从近几年来看，国家确实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在国务院的主导下，政府有关部门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600项，据测算每年减轻企业负担近千亿元。在新形势下，还应加大力度，进一步打破部门利益壁垒。

“目前我国费改税已喊了多年，但是费的负担还是很重，一些变相的收费依然存在，因此政府应该对此承担责任，同时必须做出姿态，让利于市场和社会。”蔡昌称。

方巍也认为，在未来，我国必须要加快费改税的进程，同时加强预算管控。“目前我国已确定了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税收立法中的地位，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完善主要税种立法的同时，也应该加快各地费改税的进程，现在环境保护法已经提上了立法的议程，正式实施指日可待，各地以各种名义征收的税费，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符合要求的进行立法，对不符合法律原则的加大企业负担的予以废止，并且加强预算约束，加大对预算外收入的管控。”

除以上所提税费、制度性交易成本之外，企业其他的一些有形成本（如劳动力成本、物流成本、生产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及五险一金的负担等）近些年也在快速上升，并成为企业越来越重的负担。

“以申克为例，虽然对于我们来说，由于自身产品技术的领先性，申克并没有直接遭受‘死亡税率’的威胁，但早从2014年开始，我们便开始感觉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企业的各项成本中，土地、房租、水电气、生产材料、运输、保险、人工成本近些年都在上升，尤其是厂房租金这块，仅此一项，如今已上涨至企业成本的3~5个点，考虑到企业平均税负率才达到10%左右，这已是一个很高的比例。而在残疾人保障金这块，增幅更为明显，申克2016年残疾人保障金比2015年高达三倍，仅此费用就消耗成本100多万元，此数字被统计出来后，刚开始几乎有点不可相信。”

在此方面，国企控股公司天地科技的感受同样深刻。天地科技CFO宋家兴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近几年煤炭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使得煤企投资紧缩，位于煤炭产业链下游的天地科技，无可避免地受此影响，经营业绩大幅下滑，但在此背景下，企业在外却还需要面对各项成本上涨的事实，特别是在人工成本方面，由于天地科技是国有控股的高新技术企业，人工成本所占比例较高，但在经营业绩下滑的情况下，出于履行社会责任的缘故，不可能大幅度降低员工薪酬。特别是对于核心人员和骨干人才，企业还需要差异化薪酬制度，以留住人才。

“在管理成本方面，由于天地科技业务遍布全国煤炭产区，经常涉及到外出经营的情况。当地税务部门要求在当地缴纳增值税，必须在当地设立分支机构。公司规模较大，外出经营项目多，且地域分布广，每新增一个京外项目就要增设一个分支机构，新开户、配备人员等，管理成本加大。同时，项目如果涉及到跨省、市、县的，工程项目的税务沟通协调周期较长。”宋家兴称。

从以上三家企业的案例可看出，非税成本过重，正在成为企业的普遍感受，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企业的获得感。为企业减负，降低非税负担是不可忽视的着力点。

中国税改图景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当前企业感觉税收负担过重，也和当下中国的税制结构有重要关系。

目前，和美国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不同，我国目前的税制主要以间接税为主，以直接税为辅。大部分的税收由企业来负担。从税收原理上来看，间接税的征收与企业的实际利润并不形成关系，特别是在经济下行期间，企业利润下降时如果以间接税为主，就会加重企业的负担，如果以直接税为主，以净利润为征税额，则会减轻企业的负担。

很多人认为，目前中国税制改革应该将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过渡，逐渐增加直接税比重。但在蔡昌看来，就当下来说，中国现阶段很难完全实现由间接税为主过渡到直接税为主，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并不完善，还存在一些征管漏洞，必须对个人所得税制度进行“大手术”才能实现顺利过渡，即真正提高个人所得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而企业所得税取决于企业的经营收益，这一衡量指标相对比较公平，多盈利多给国家缴税，少盈利少给国家缴纳，符合量能征税原则。

除了优化税制结构之外，我国税制改革同样面临着简化税制的必要。税制设计复杂是当前很多企业以及税务工作者的普遍感受。宋家兴认为，过于复杂的税种设置，大大提高了企业日常涉税所需成本。以天地科技为例，仅企业内非货币性出资一个事项，就会涉及增值税、附加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印花税、所得税等众多税种。因此，在不影响国家整体税负的情况下，简化税种设置应该成为未来中国税改清单上的一个重要选项。

蔡昌认为，未来中国的税改方向，另外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实现实质上的税负公平，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客观要求。而税收公平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税收立法层面的公平性；二是税收执法层面的公平性；三是税收司法方面的公平性。这三个层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所谓的良法善治就是此理。

但他也指出，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所谓的公平都是相对的公平。若想让每个纳税人、每个行业都有税改成果的获得感，必须实施减税政策，提高社会运行效率，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基本做到社会公平和自治。

在周德文看来，当前无论是在个人还是企业层面，都存在征税不公平现象。如：流转税主要在消费品流转税环节征税，而消费品消费占富人收入比重很少，相应税负较轻。我国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容易造成税负不均。此外在税收征管上，一些地方税务部门不是按企业实际经营情况收缴，而是根据上级下达的收税指标，年初就定好了。说是年末多退少补，实际上很少有退。一边说要为企业减税，一边又要完成税收任务，征收“过头税”时有发生。

方巍也认为，在未来，除了企业应该注重营造企业公平的财税环境。比如在产业扶持方面，虽然在经济转型时期，国家对于重点扶持的行业进行财税扶持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是也应该加强对税负公平环境的营造，同时加快对电子商务的征税，以促进线上线下的平等发展。

目前中国财税体制改革面临的最大阻力是什么？蔡昌认为，至少要包括三条：一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划分问题；二是行业间利益均衡问题；三是税收征管制度的公平性和执行力问题。

走出生存困局

在中国经济转型期，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企业的减税效应固然重要，但要想中国制造业走出目前的现实困境，绝非只是减负那般简单，更重要的，是要真正创造出一个全面保障企业家生长、成长的环境。

纵观曹德旺事件，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多的争议和共鸣，首先在于企业确实承受着非常大的成本负担（包括税收成本、体制成本、市场交易成本及企业作为一个独立机构的运行成本等），但与此同时也夹杂着市场环境的因素。企业在这样的环境下，正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蔡昌认为，正是市场的一些弊端和不公平性才引起企业更多的情绪。“从曹德旺事件本身，我们可以看出：首先，中国企业正背负着大山一般沉重的成本，企业税负其实就是广义成本的一部分，这要求我们不能忽视成本、税负因素对企业的影响力；其次，我国还在积极探索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模式，经济体制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束缚着企业家的思想和手脚；再次，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缺乏诚信机制，严重影响着企业的健康发展。在未来，中国必须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才能彻底根除企业的一些负面感受和情绪。”

蔡昌认为，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一是融资问题，缺少畅通的融资渠道；二是公平待遇问题，在很多方面不能和国有企业相提并论，这也是束缚民营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三是法律问题，必须对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予以法律上的真正保护，其中也包含产权保护的要求。

谭向阳也有着相似的感觉。曾在国企任职，如今又担任外企高管多年，这种特殊经历经常让他不自觉审视中德两国企业经营环境的差异。在他看来，当今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所面对的生存环境前所未有的严峻：政策环境多变；契约精神缺乏，诚信体系颇多瑕疵；缺乏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创新风险与收益不对称，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导致无人愿意投入；资源配置失衡，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他认为，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必然要走创新之路，而其间，必须需要各种举措来保驾护航，这些举措不光是税负方面的，同时还有体制方面、公平和效率方面的，并配合司法保障措施。

谭向阳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当下德国的企业生存业态或许可以借鉴。目前，德国90%以上都是中小企业，并且百年企业、家族企业很多，其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政治环境稳定，社会清明，整体商业氛围良好，对大企业有各种限制垄断的措施，经济活跃度高。同时鼓励创新，尊重工匠精神，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德国制造成为全球制造业的标杆，虽然人工成本高昂，但因为技术先进等，使得德国产品畅销全球。

周德文也认为，当前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并不怕竞争，而是怕不公平。”在他看来，当前针对民营企业，市场并未完全开放，垄断依然存在，很多地方政府存在不少“嫌贫爱富”的政策歧视，某些国有企业没有效率已是事实，但因“血统高贵”，就享受“扶贫式”待遇。政策歧视以及行业壁垒等问题的大量存在，混淆了市场的效率与公平原则，不但市场混乱，也浪费了本来就稀缺的资源。要回答“曹德旺们为何跑了”之问，这些问题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