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8期）于线上举行。本期论坛聚焦“当前就业形势、演进趋势与保就业政策的优化”，知名经济学家张车伟、李实、曾湘泉、伍戈、丁守海联合解析。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丁守海代表论坛发布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报告指出，2019年，我国就业形势已疲态初现，今年在疫情冲击下更是急转直下。目前虽有所恢复，但形势依旧严峻，城镇调查失业率仍维持在5.9%的相对高位，加上1.2%在职未就业者，真实失业率应不下7.1%。其他一些指标，如城镇新增就业、失业人员再就业数量、就业景气指数等均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落。受就业不景气的拖累，一季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其中，农村居民的降幅更大，说明农民工的就业受冲击程度要大于城镇劳动力。

但在就业遭遇上述困境的同时，领取失业保险的人数却大幅下降11.45%，失业保险与失业率脱节，应引起警惕。这说明失业保险在萧条周期中并没有起到应有的兜底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是失业保险的制度设计不完善：一方面是失业保险的瞄准精度不够：以2.9亿农民工和7800万新就业形态从业者为代表的高失业风险人员还较少被失业保险所覆盖。另一方面，领取条件过于严苛。

当前就业矛盾的焦点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1、疫情对生活服务业冲击最大，波及近2亿人就业，其中至少有8000万人从事高接触服务业，并以住宿餐饮、家政服务、文化旅游等为代表，这是就业的重灾区。2、制造业也受到重击，近1亿人就业受影响，特别地，由于国际订单锐减，出口部门2000多万直接从业人员将直面就业困境。3、近3000万家中小企业和7000万个体工商户步履维艰，随时可能爆发倒闭潮，国民经济就业海绵岌岌可危。4、从群体看，农民工就业问题最突出。在2.9亿农民工中有近1亿人广泛分布于受疫情冲击较大的高接触服务业和制造业中。一季度有30.6%农民工滞留于农村；二季度局部地区又出现返乡潮。5、年轻人就业问题更严重，特别是大学生就业状况堪忧，截止5月份，毕业生平均就业率只有23.5%。

纵观2020年全年，就业压力都会较大，因为测算表明，要满足现有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需求，经济增速仍需维持在4.5%左右，从目前情况看，难度太大。进一步，即便在未来1年内疫情得到控制，源于从经济复苏到就业复苏有一个滞后过程，就业困境仍可能会持续2年左右时间，因此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此间，就业缺口未必表现为失业，也可能会通过隐蔽性失业的方式来消化，即用就业质量来换取就业数量。我们预测，调查失业率会大概率围绕6%上下做波动，其余压力用隐蔽性失业来解决。2020年四季度是个极重要的窗口期，如果出现秋冬第二波疫情，现金流困境加上房租到期，可能会出现大面积的企业倒闭潮。若此，隐蔽性失业将失去存附的载体，显性失业率将被动攀升。

当前就业形势及就业难点分析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指出这次就业冲击和传统的自然失业、结构性失业、周期性失业不太一样，是一种完全外在冲击造成的失业，而且本次冲击力度非常大、影响非常广。现在来看疫情冲击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冲击型失业可能慢慢演变成结构性失业，而结构性失业是和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密切相关的。比如这次疫情过后，我们经济发展、结构转变都会带来比较大的阵痛。而本次疫情对我国就业造成的冲击，远远比数字反映得严重，究其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我国存在大量的农民工群体，本次疫情对农民工的就业影响最大，然而农民工群体在失业统计时很难被计入到统计数据中。第二，除了失业率这一数据，我们更要关注收入水平。疫情冲击造成收入的大幅度下降，这对老百姓实际的生活水平的变化或者对收入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就业难点在于结构性失业问题。这一轮结构型失业使得我们面临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大转变，这也和我们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叠加在一起。这次疫情的冲击带来非常强的外力，需要我们明确下一步怎么应对这种结构性变化带来的结构性失业的问题。要解决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建议不断完善就业保障制度，完善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实认为，从宏观指标中能看出我国当前存在比较严重的就业问题。比如工业企业的亏损从去年12月份的11%上升到今年3月份的42%；工业企业的营收1-5月份下降了7.4%，企业利润1-5月份下降19%，企业用工人数5月份下降4.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今年1-5月份负增长13.4%，1-4月份政府的财政收入下降了15%，支出下降3%左右。这些宏观经济数据都反映出我国当前失业问题的严重性，然而调查失业率降幅并没有想象中如此巨大，除了调查口径问题，还有这样几方面原因：1、政府稳就业政策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将就业确立为“六稳”和“六保”之中的首要任务，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就业的稳定；2、企业预期本次冲击是短期的，会采取带薪休假、减少劳动时间、降低工资等方式，尽可能保留员工的就业身份；3、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一大群体会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进行调整，而不是作为失业人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就业数据。

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是就业问题中的一大难点。农民工人口数量庞大并且很容易受到外部冲击，怎么保证他们的就业稳定，怎么保证他们在面对这种冲击下能够有一些应对的措施。都是在解决就业问题时需要认真思考的。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认为，本次疫情对就业的冲击是外生冲击，不确定性很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有6%的劳动人口退出了劳动力市场，18.3%有职业未上班，这两项数据代表的人口规模大约是1.02亿，被专家称为“隐形失业”。这两项数据加上6%的失业率，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通过时间序列分解的方法预测，可以得出二季度就业率是回升的。结合统计局的统计数据，可以认为未来就业形势是向好的。

他提出，就业难点存在以下几点：首先，当前中国的就业问题还是宏观经济问题，是疫情冲击下多种因素与经济下行叠加在一起的问题，其中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尤为突出；其次，因为数据不完整，现在判断就业形势比较困难；最后，疫情防控的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战以及社保问题都给我国的就业问题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认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显性的增长目标，而是把保民生特别是稳就业作为相对比较显性的目标。就保民生的硬性指标而言，固定一个民生的指标可能对各方更容易接受一点，也更容易铆定一点。本次疫情对就业的冲击是供需双方面的，调查失业率、登记失业率代表着劳动力市场供需最后均衡的结果。全国范围总体而言，劳动力供给方面的约束，在疫情防控得力的情况下已经被逐步被打开，如果说未来的劳动力市场还面临压力的话，最主要的压力是劳动力需求端，更贴切的说法是经济的总需求端。在中国经济修复的大背景下，劳动力市场体现出市场调整滞后、内生性以及市场信心受影响的规律。在大学生就业问题上，伍戈认为本次疫情对于明年或者现在正在找工作的大学生而言影响更大。

因为存在滞后问题，从总量来看就业形势最严峻的时候还没有到来。另外从结构来看，在疫情冲击之后，未来可能要消失的业态或者高密集接触型服务业从业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注。

应对当前严峻就业形势的针对性建议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指出，从长期来看要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必须要和我国整个经济的长期发展密切联系。从根本上讲，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还要和国家下一步经济发展的趋势、形势密切相关。在解决就业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要将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个战略结合，在这个过程中让劳动力供给能够适应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势，让我们在经济发展、经济转型过程中新创造的就业机会能够匹配到适合它的劳动力。此外，在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发展和转型时，实现劳动力资源与经济发展、就业岗位非常好的匹配，这是我们要关注的根本问题。要调整结构性失业问题，对劳动者素质和技能、大学教育、职业技能教育等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最后，要加强我国的社会保障系统改革，为失业者提供更加全面的保障。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实认为，从长期来看，我国需要更好的就业政策设计，疫情防控的不确定性以及中美经贸关系都会影响我国包括就业战略在内的长期战略选择。要解决这一问题，要从以下三点入手：第一，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发展民生产业，并且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第二，把失业保障所谓的“保险网”织得更加严密一些，这需要失业保险、失业救济以及失业人员培训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覆盖更多的人群，特别是农民工这块；第三，新型城镇化可以带来很多的就业机会，把创造就业机会和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补短板等方面结合起来。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指出：第一，要解决就业的结构性问题，通过维持经济增长带动就业；第二，要将投资与就业挂钩，在整个经济投资中，要引入就业效果的评估；第三，在疫情防控方面，要做到科学防疫而不是过度防疫，减轻疫情防控给就业带来的冲击；第四，要关注游戏产业、电竞产业、直播行业等新兴业态，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第五，要继续强化信息流动，完善调查方法与职位分类；第六，要看到危机背后隐藏的机会，认真思考疫情之后的产业升级、教育升级以及培训升级，推动就业方面的改革。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从短期和中长期两方面对解决我国就业问题进行了阐述。就短期而言，首先要做一些测算，了解哪些行业对增长和就业的拉动系数最高，通过投资拉动就业增长。此外，要尊重市场规律，不可因为稳就业而盲目扩大我国公务员系统，造成这一体系的臃肿。基于对中国经济以及劳动力供给的判断，伍戈对中长期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判断十分乐观。如果经济不存在“塌方式”需求型下滑，计划生育带来的劳动力人数下降将会使得我国未来劳动力市场总体稳定。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