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首都发展高端论坛在京举办,聚焦“新城发展与老城更新”

11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在京举办“第二届首都发展高端论坛:老城·新城·都市圈”。本次论坛以“新城发展与老城更新”为主题,邀请多位国内专家和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澳大利亚、印度、巴基斯坦等国际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世界各国首都治理之道。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靳诺在致辞中表示,首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在首都治理智库的研究中,有几点需要牢牢把握。首先,要遵从城市发展的规律,特别是在维护城市规划的科学性、严肃性和权威性问题上,特别是在突出城市规划的引领作用方面。其次,平衡发展与宜居的关系,优化大首都圈的发展,要构建与首都功能相匹配超大型城市有效的治理体系。第三,研究治理“城市病”的问题,解决城市发展的问题的同时,也要克服和注意“智库病”的问题。

在“都市圈治理与区域协同”学者论坛上,国务院参事,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前副部长仇保兴分享了生态新城的三种模式,A模式以技术为本,是一种用高昂投资、高技术创新、高指标来追求零排放的模式。B模式具有“逆城市化,外部植入、被动适应”等特征。然而,低碳生态发展的B模式与当地建筑文化、居住习俗脱节,忽视本地化的低碳建筑材料和传统智慧,从生活方式上倒退到农耕生活方式,远离城市文明。当地人对外部植入的“低碳系统”不理解不支持。C模式具有“建造成本适当,自身可持续,可推广复制” 等特征,同时体现了三个尊重——尊重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尊重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尊重普通人的利益。

国家发改委区域发展战略中心副主任、国土开发与地区所副所长夏成发表了主题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首都规划建设”的演讲。在谈到北京市的规划建设时,夏成表示,要把握好战略定位、空间格局、要素配置、坚持城乡统筹、落实多规合一,形成一本规划、一张蓝图,以提升首都核心功能为突破,不断朝着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目标前进。围绕这个任务,至少要从五个方面开展相关工作:一是继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优化城市功能和空间布局;二是进一步强化“四个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三是发挥北京的辐射带动作用,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四是着力解决“大城市病”,包括公共交通优先,住房改革,环境改善,市政基础设施;五是严控城市规模,加强沿线区域空间管控。

东京市前副市长,明治大学政府治理教授青山佾认为,全球化影响下的城市发展趋势是不断变化的。过去的20世纪,效率最为重要;但在21世纪,城市的舒适度非常重要。在日本,人们的核心关注点从城市规划转向了社区发展;在欧洲,“空间规划”代替了传统的“土地利用规划”。青山佾表示,在城市规划上应该采取全面的方式去整合人民的福祉、教育、经济、环境。城市规划在全世界都是一种全面的规划。

巴黎政治大学(Science Po)城市学院院长、教授Patric LeGale 演讲的主题是“大巴黎城市治理——基于比较的视野”。他认为,很多城市的局限性在于政策监管达不到的地方,这样会带来严重的城市运转失灵。如今有越来越多的资源聚集到大城市,如项目、资金、专家等,但实际上它存在很多的矛盾。一方面,大城市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政治中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和国家政治有时候完全是分离的。另外一方面,可能和国家存在利益不一致的地方,这种“不一致”对于以后了解城市治理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凯认为,北京老城有机更新需要在模式上进行探索,重在人和人的沟通,连接人与人。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 王凯表示,一定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让老百姓有休闲、健身、娱乐的地方,让城市成为老百姓宜居宜业的乐园。“改革开放40年,我们说中国城镇化的上半场、下半场。上半场我们比较重‘物’,我觉得下半场应该更加重‘人’。”

在随后进行的“新城发展与规划建设”、“老城更新与社会重构”的两个学者论坛上,来自巴基斯坦国家城市中心、加州州立旧金山大学、亚洲理工大学、伦敦国王大学、格罗宁根大学、墨尔本大学、印度国家城市事务研究中心等国外知名院校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等机构、院校的国内专家学者,分享了各自对首都发展与治理的研究成果和独到见解,呈现了一场层次高、规模大、成果多、影响广的学术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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