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2020）”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在致辞中表示，今年上半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总体呈现弱企稳的特征，无论是需求侧的进出口数据表现，房地产投资持续高位运行和基础建设投资逐步回暖，还是供给侧增加提速，服务业的增长，面临全球不利经济形势和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我国稳定了出口和外资，实现了经济稳定增长，这其中宏观政策发力和改革提速贡献卓著。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宏观经济仍面临着巨大冲击和挑战，我国经济的很多潜力还有待通过国内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去充分地挖掘和发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代表论坛研究团队发布论坛主报告《结构调整攻坚期的中国宏观经济》。

报告指出，2019年在中美贸易冲突全面加剧、世界经济同步回落、国内结构性因素持续发酵、周期性下行力量有所加大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告别了2016-2018年“稳中趋缓”的平台期，经济增速回落幅度加大，经济结构分化明显。在五大短期周期因素同步回落、三大传统红利加速递减以及两大临时突发事件三重冲击下，中国宏观经济的弹性和韧性得到了全面显现，在以“六稳”为核心的逆周期调节政策和持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对冲下，中国宏观经济成功守住底线、完成了预期的目标。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增速回落的过程中，经济的结构性分化较为严重，升级型的结构调整速度放慢，而萧条型的结构调整却持续加速，从而导致2019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步入艰难期。

2020年是中国全面小康年，中国宏观经济将在延续2019年基本运行模式的基础上出现重大的变化，不必过于悲观。一方面，2019年下行的趋势性力量和结构性力量将持续发力，导致2020年潜在GDP增速进一步回落；另一方面，2019年下行的很多周期性力量在2020年开始出现拐点性变化，随着十大积极因素的巩固和培育，宏观经济下行将有所缓和，下行幅度将较2019年明显收窄。其中，部分周期性力量的反转以及中国制度红利的持续改善将是2020年最为值得关注和期待的新变化。

一是随着吏治整顿的基本到位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全面落实，中国制度红利将全面上扬，TFP增速将明显改善；

二是随着各类杠杆率的稳定、应付债务增速的下降、高风险机构的有序处置、金融机构资本金的补足、监管短板的完善使金融风险趋于收敛，化解金融风险的攻坚战取得了阶段性胜利，金融环境将得到明显改善；

三是企业库存周期触底反弹，前期过度去库存为2020年企业补库存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四是对中美贸易冲突的恐慌期已经过去，适应性调整基本到位，企业信心将得到明显回归；

五是为应对外部冲击而启动的各类战略将有效提升相应部门的有效需求，特别是在关键技术、科技研发体系、国产替代、重要设备等方面启动的战略将产生很好的拉动效应；

六是随着全球汽车周期的反转，中国汽车市场可能企稳；

七是猪周期反转，猪肉供求常态化，猪肉价格的大幅度下降将为宏观政策提供空间，改善民众的消费预期；

八是在基础设施投资持续改善、国有企业投资持续上升以及民营企业家预期改善的作用下，民营投资将在2020年摆脱底部徘徊的困局；

九是新一轮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边际宽松的稳健货币政策将进一步发力，这与2020年全面小康带来的社会政策红利以及全球同步宽松带来的全球政策红利，一起决定了2020年的政策红利大于前几个年份；

十是中国庞大的市场、多元化出口路径、齐全的产业、雄厚的人力资源、开始普及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竞争、强大的政府及其控制能力决定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弹性将在2020年进一步强化。

根据上述定性判断，设定系列参数，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预测如下：

1、在全球经贸增速放缓、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与内部需求回落等周期性力量与趋势性力量叠加的综合作用下，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延续了2018年以来的疲软态势，呈现“持续趋缓”的态势。预计2019年实际GDP增速为6.1%，较2018年回落0.5个百分点，实现政府预定的6%-6.5%的经济增长目标。同时，由于GDP平减指数涨幅降至1.5%，名义GDP增速为7.6%，较2018年显著回落2.1个百分点，短期下行压力加大。

2、在趋势性因素与周期性因素叠加、国际与国内不利因素强化的作用下，预计2020年经济增速将进一步回缓，但在“六稳”举措进一步发力、改革红利进一步显化、系列短期周期性力量转变的作用下，中国经济的弹性和韧性将持续显现，预计2020年实际GDP增速为5.9%，较2019年增速回落0.2个百分点。同时，由于GDP平减指数涨幅降至1.1%，2020年名义GDP增速为7%，较2019年回落0.6个百分点，下滑幅度明显收窄。在内外需求周期性下行的作用下，2020年投资和消费增速触底企稳，但仍难以有效回升，预计投资增长5.5%，消费增长8.0%；出口增速为-2.0%，进口增速为1.0%。2020年猪肉等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引发的结构性通胀因素将在下半年明显回落，预计全年CPI涨幅将回落至2.3%；同时，在总需求不足和输入型的通缩因素的作用下，2020年工业领域的通缩风险上扬，预计PPI下跌1.0%；综合来看，GDP平减指数涨幅将回落至1.1%。

在上述判断和预测的基础上，报告提出了八个方面政策建议：

一、综合考虑现阶段国际、国内的趋势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区间管理目标宜设为5.5%-6%，保守目标为5.8%左右，不仅能够完成“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阶段性任务和保证社会就业的基本稳定，也更有利于保持战略定力，按照既定方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将中期视角的“预期管理”作为各项宏观政策的统领和重要抓手。在内需增长出现明显下滑和结构分化达到新的临界值的背景下，简单的预调、微调已经不足以应对宏观经济日益面临的加速性下滑风险，而必须借助于中期视角的“预期管理”。2020年宏观政策要有前瞻性、市场主体要有前瞻性。
三、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开启新一轮全方位改革开放和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我们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与体制性问题。在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期和深层次问题的累积释放期，简单的宏观政策调节和行政管控，难以应对基础性利益冲突和制度扭曲所产生的问题，基础性、全局性改革依然是解决目前结构转型时期各类深层次问题的关键。必须以构建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推出新一轮改革开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四、构建货币政策新稳健的新框架，从哲学理念、目标体系、工具选择、审慎管理、汇率安排、预期管理和政策协调等方面，对新形势下的稳健货币政策的框架进行全面重构。建议2020年M2增速应当高于名义GDP增速的水平，达到8.5%-9%；全社会融资总额增速不能过快回调，保持在11%左右符合金融整顿与强化监管的要求。

五、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新积极，在更加积极的同时提高针对性，调动三个积极性。考虑到结构调整攻坚期的外部困局和内部大改革的特殊性，建议2020年财政赤字率可以提高到3.0%以上。减税降费从生产端向消费端和收入分配改革过渡。

六、“稳投资”的政策方向和政策工具必须做出大幅度的调整，落实十九大提出的“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

七、民生政策要托底，应对经济下行和民生冲击叠加带来的“双重风险”。

八、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全新思考世界结构裂变期中国的战略选择。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经营报》社社长金碚指出，中国经济下行与中国整体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存在一定的错位。从各国经验来看，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都会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但以往发达国家经济下行的时候，人均GDP都处于2万-3万美元，而中国现阶段是人均GDP不足1万美元。分区域来看，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已经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经济增长呈现边际放缓的趋势，是符合发展规律的；但我国中西部腹地，人均GDP还不到1万美元，还在工业化进程中，完全有力量实现比较高的增长。随着中美贸易战倒逼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新的经济增长机会凸显；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新的经济增长机会出现在欧亚大陆腹地。只要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经济未来一两年之内会有新的起色。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指出，因为高质量发展需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而营商环境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前提条件，所以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好的营商环境。同时，高质量的发展，也为营商环境带来更大的挑战。从世界银行对各国营商环境排名来看，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由于指标本身的缺陷，我们不能沾沾自喜，要意识到中国营商环境改善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营商环境排序在世界银行指标体系十分落后，但这30年却取得了平均每年10.1%的增长速度，并不是市场在起作用，而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非正式的社会有很大的局限性，如不公平等问题，因此在制度改善程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营商环境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政府制订新的行政法规、规章和行政规范文件时，应该为市场主体留出足够的适应调整期，要全面评估政策效果，避免因政策叠加或相互不协调对市场主体产生不良影响。

国务院参事、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夏斌高度肯定了中国宏观经济报告，着重针对报告中几个鲜明观点进行了点评：1、他认为，报告中提出的衰退性结构分化加剧，升级性的结构分化趋于停止，结构升级动态出现放缓的警告对决策分析很有启发。2、他认为，报告中基于中国当前就业形势分析，得出的2020年增长目标为5.5%-6%的分析十分稳妥，很符合中央决策的需要；3、他认为，报告中基于第四次经济普查的背景，提出的明年经济增长5.5%-6%不影响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很有见地。同时，夏斌针对学术研究的政策建议如何更加的细致、更加的到位、更加的可操作、更加接地气、更有作用，举例提出了若干建议。例如化解地方债务的问题，可以从研究地方政府变卖资产偿还债务的可行性入手。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指出，从长远来看，改革开放前30年取得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两大机遇，一是短缺经济空缺留下的巨大空间，二是由封闭型的内向经济转换到了开放型的外向经济。改革开放后10年，经济已经告别短缺，迎来过剩，负债率居高不下，过去的老办法难以为继。新的经济形势要求中国经济政策有“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具体政策如扩大企业股本，调整消费结构，减税降费，农村体制改革等。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球指出，对于中国经济走势，他有些许忧虑：第一，人们信心不足，民间投资大幅下降；第二，悲观预期，主要系政策不连续，不稳定，无法预期。中国当前现代化远没有完成，人均GDP仅9000美元，中国经济仍是具有很强生命力的经济体，只要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坚定前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会遇到障碍。但要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仍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具体而言，我们需要：第一，坚持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第二，推动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第三，要让人们有非常主动的创新积极性。从理论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是：第一，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第二，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第三，我们要充分尊重和保护市场主体的权利，充分地尊重企业、企业家的创造精神；第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中性；第五，开放的经济也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要反复地思考、研究、提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进而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