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阶段，财政如何统筹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入，直接关系到发展动能与民生福祉。

2026年5月15日，中央财经大学校长马海涛出席第二十届中国CFO大会，并与与会人员共同探讨——“财政如何推进‘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协同发力这一兼具理论深度与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马海涛校长表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阶段，财政如何统筹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入，直接关系到发展动能与民生福祉。

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投资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对投资的定位与部署也随着发展阶段的演进不断深化。从核心定位来看，投资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也是优化供给结构、改善民生的关键力量。从政策导向看，“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在此背景下，财政实现“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协同发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举措与必然要求。马海涛校长从财政推动“人物协同”的历史成就出发，阐释“人物并重”的内在逻辑，梳理财政推进“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协同发力的基本原则，并提出相关政策路径。

图：中央财经大学校长 马海涛

财政推动“人物协同”已取得显著成果

马海涛校长认为，从历史成就的角度看，财政推动“人物协同”已取得显著成果，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财政推进“投资于物”，推动基础设施体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二是财政聚焦“投资于人”，推动民生保障网织密扎牢。三是财税体制改革持续向纵深推进，“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协同发展的制度基础不断夯实。

财政在推进“投资于物”的层面取得的成就集中于传统基建、新基建、制造业发展与科技创新四个方面。第一，传统基础设施水平稳步提升，规模优势持续巩固。“十三五”期间，财政累计投入交通领域7.5万亿元，带动形成超16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高铁、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同时，制造业发展势头迅猛，2012到2024年，制造业增加值从近17万亿元增长到34.7万亿元，我国稳居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第二，新型基础设施快速发展，财政资金精准发力。“十四五”以来，国家持续加大新基建投入。2023—2024年，用于新基建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新增规模达776.04亿元，2024年底又将云计算、数据中心纳入专项债资本金范围。第三，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中央财政设立工业转型升级资金、新兴产业创投引导基金等，定向支持高端制造、数字基建，推动“物”的投资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第四，财政支持科技自立自强，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2012—2025年，全国财政科技支出从4452亿元增至12062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从3.54%提高到4.20%。财政持续投入，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坚实保障，创新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截至2025年底，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达532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6件。

财政在推进“投资于人”层面取得的成就集中于社会保障、就业、消费、人口发展四个方面。第一，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兜底保障有力。第二，财政坚持就业优先，夯实人力资本基础。第三，财政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释放消费潜力。第四，财政积极支持人口高质量发展，强化长期发展能力支撑。

财政在推进“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协同发展层面取得的成就集中于权责划分、减税降费、预算绩效管理和转移支付四个方面。第一，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不断深化，理顺权责关系。2016年中央出台改革指导意见，清晰界定两类投资的权责边界。对基建等“物”的投资，中央与地方各负其责，全国性事项中央主导，区域性事项地方负责、中央补助。对医疗、社保等“人”的投资，建立中央定标准、地方抓落实、中央予补助的协同机制。第二，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全面推行营改增，简并下调增值税税率，实施留抵退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至100%，有效促进高质量投资。第三，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推动资源配置从“基数依赖”转向“绩效优先”。对基建投资强化全周期评价，对民生投资重点考核改善成效，提升“人物投资”协同效率。第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2012—2025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从4.5万亿元增至10.2万亿元，规模持续扩大，有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19年起设立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机制，重点投向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领域，强化“投资于人”的制度保障，推动区域间“物”的硬件均衡与“人”的服务均衡同步实现。

坚持“人物并重”的内在逻辑

马海涛校长指出，从内在逻辑来看，坚持“人物并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第一，坚持“人物并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过去，为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财政侧重“投资于物”，快速形成生产能力；进入新时代，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发展转向“好不好”“优不优”，要求财政向“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协同发力转型。这正是顺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推动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互促共进，实现发展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目前，我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体现在多个方面。在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不平衡方面，2016—2025年，城乡居民的收入与消费都在稳步增长，但差距依然显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增至5.6万元，农村居民仅2.4万元，绝对差距扩大到3.2万元；从消费端看，2025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比农村高出1.56万元。这正是我们推动“投资于人”、补齐民生短板、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背景与迫切需求。在义务教育发展区域不平衡方面，从2025年第一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县的分布来看，优质教育资源高度集中于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占比明显偏低，优质资源的区域差距比较突出。从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平衡方面，我国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持续改善，但城乡差距依然显著，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突出。2016—2024年，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虽与城市同步增长，但其规模低于城市，表明优质医疗资源向城市集中趋势明显。从每万人床位数来看，城市水平始终显著高于农村。

第二，坚持“人物并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要求财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它区别于西方以资本和物质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而是立足中国国情探索出的、兼顾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对财政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在人口发展上，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求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加强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把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人才红利。在共享发展上，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则要求财政聚焦民生短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发展差距，让现代化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物质与精神协调发展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求财政兼顾基础设施和文化事业投入。在可持续发展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财政统筹产业绿色转型升级与人民绿色生活方式构建。在和平发展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则要求以物质投资夯实国力、以人力投资培育高素质国际化人才，为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筑牢根基。

财政推进“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协同发力的基本原则

马海涛校长表示，财政推进“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协同发力的基本原则，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既积极回应民生需求，也不能超越发展阶段和财政承受能力；二是强调“投资于人”，并不意味着弱化“投资于物”，二者不是此消彼长，而是相互支撑、协同增效。

第一项原则是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所谓“尽力而为”，是财政要主动回应人民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领域的现实需求，加大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公共服务投入。所谓“量力而行”，是指民生建设必须与经济发展阶段和财政承受能力相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不能脱离实际、盲目攀高，关键是在积极作为与财政可持续之间取得平衡。第二项原则是，强调“投资于人”并不意味着弱化“投资于物”。当前一些观点将二者理解为此消彼长，主张压缩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片面依靠消费拉动增长。但消费偏弱的深层原因，恰恰在于收入增长和高质量就业支撑不足。“投资于物”通过产业升级形成高质量供给，“投资于人”通过消费升级和高质量就业释放有效需求，二者共同指向内需增强和居民收入提高。

财政推进“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协同发力的政策路径

马海涛校长指出，财政推进“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协同发力可以从“优化财政政策工具”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两个方面入手。优化财政政策工具主要包括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健全“投资于人”的税收激励政策体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则包括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强化财政资源统筹、增加地方自主财力、健全预算管理制度，以及完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二者共同服务于财政协同发力这一核心目标。

第一，在优化财政政策工具方面，可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与完善税收政策，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和激励作用。支出端要在保持物质资本投资合理规模的同时，稳步提高人力资本投入质量。对“物”的投资，应聚焦新型基础设施、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人”的投资，则应聚焦技能提升、职业培训、健康保障和重点群体就业支持。税制端要进一步健全激励体系，通过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消费税等方式，引导家庭和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入。

第二，持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为两类投资协同发展提供稳定长效的制度支撑。一是要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清晰界定各级政府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中的权责，并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比重。二是要强化财政资源统筹能力，通过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盘活存量资金和闲置资产、加大跨领域资金整合力度，把有限财政资源更多投向国家重大战略和民生重点领域。三是要增加地方自主财力，健全地方税体系，稳步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增强地方政府推进民生保障和建设投入的财力基础。四是健全全流程预算管理制度，强化项目可行性评估和财政可承受能力论证，建立“人—物”协同综合绩效评价体系。五是完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既保障新基建和民生领域融资需求，也避免债务压力挤占重点支出空间。

（本文首发于2026年5月期《新理财》政府理财杂志，由杂志记者冯田田根据马海涛校长在第二十届中国CFO大会上的演讲内容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