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F:货币与财政关系视域下的现代货币理论评析

4月1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理论与思想研讨会(第4期)于线上举行。本期论坛聚焦“货币与财政关系视域下的现代货币理论评析”,知名经济学家余永定、刘尚希、管涛、徐奇渊、李黎力联合解析。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李黎力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与思想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他指出,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非常规货币政策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相结合的宽松宏观政策的出台,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更大规模的超宽松宏观政策的实施,全球的货币与财政出现了大转向。在应对危机和疫情过程中,可以发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紧密配合,两者之间的边界逐渐变得更加模糊。

这种边界模糊具体表现在三方面:首先,对于过去传统的政府赤字和债务上限这一红线,出现了上调乃至取消的呼吁;其次,英国央行等一些央行扩大了对财政部透支的规模;最后,过去的货币融资或者财政赤字货币化等被看成“禁忌”的做法也开始被提及和予以严肃地讨论。全球货币与财政步入新的十字路口,未来向何处去成为当今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

报告表示,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十来年中,“低增长、低利率和低通胀”的“三低时代”随之到来,与之同时出现的是“高债务、高政府赤字、高货币供应量”等问题的出现。而主流宏观经济学基本上没有预见到“三低”时代的到来,也难以解释所谓的“高低悖论”,因为宏观经济学通常认为量化宽松以及政府赤字的扩大和公共债务积累会导致高通胀、高利率和政府破产风险加剧的情况。加上之前在预测和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失败,主流宏观经济学陷入新一轮危机。这就为过去长期被忽视的许多异端经济学流派的流行提供了契机。

在主流宏观经济学陷入危机之际,现代货币理论对财政货币转向以及“高低悖论”做出了回应,从而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当今最受瞩目的、广大宏观经济学家都不能忽视的一个异端经济学流派。国外甚至有媒体称当前已经进入现代货币理论时刻,而在国内也有学者发起了著名的“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讨论,使得现代货币理论的讨论热度和搜索热度急剧上升。

报告显示,正统经济学对于货币与财政之间的关系,就是把正统的交易货币传统与正统的稳健或者健全财政传统相结合。从研究范式来看,是从实物的层面把货币和财政相结合,但这种结合本身是相对独立的。从实物来讲,货币是特殊的商品;而财政是先收取一些实物,再支出出去,所以二者之间相互独立。并且在这一范式指导下,制度层面上也是这样实行的。它认为财政部和央行基本上都是相互独立、各司其职,财政部负责财政事务和财政政策,央行负责货币事务和货币政策,二者泾渭分明。既然货币和财政从实物的角度来讲不相关,那么货币主权与财政空间也就不相关。

现代货币理论坚持一种广义上的货币分析范式,强调货币的重要性。这一理论认为货币是经济中的组成部分,不能先研究实物经济而后把货币嫁接进去。而对于财政同样如此。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财政的货币化已经改变了财政的运行,所以必须从货币流通和循环的角度来研究财政的运行。对于货币与财政,该理论没有采取二分法,货币与财政在他们看来内在就存在联系,而中央银行对于财政部而言完全不同于商业银行与家庭和企业的关系。央行与财政部之间的关系是更为密切的,作为货币的发行者,它们与作为“货币的使用者”的非政府部门具有根本性差异。

在现代货币理论看来,由于主权货币政府具有货币垄断发行权,因而并不面临向私人部门那样的预算约束。所谓的政府预算约束方程不是一个事前约束,只是一个事后的会计恒等式。在这一前提下,该理论选择的是国民经济核算和部门收支分析框架。这一框架讨论的是不同的部门因为货币循环流转所形成的在存量上、在流量上的一一对应和平衡。从这一框架下来分析货币与财政之间的关系,现代货币理论会具体讨论央行、财政部的货币和财政运作背后的制度和实践,尤其强调资产负债表的会计操作。通过研究这一问题来试图揭示货币与财政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很多富有争议性的结论。

在对财政货币关系的理解方面,正统理解较为消极、被动,因而是狭隘和有缺陷的。首先,在分析货币与财政联系纽带方面存在狭隘性,仅将其简化为货币融资“禁忌”,并未主动理解。其次,传统理解忽视或未能刻画主权货币政府行为的特殊性,忽视货币主权与财政空间之间的联系。最后,这一理论体系的分析结论在利率效应方面与现代货币运行不一致。

相比之下,现代货币理论提出了现代或主权货币体系框架,将货币与财政更好地联系起来分析。这一理论认识到主权货币政府的特殊性,它并不面临私人部门那样的预算约束,并且其运用的货币循环流转和部门收支分析是十分具有价值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理论的不足。

但是现在货币理论仍然存在自身不足,尚待深入研究:首先,这一理论在描述、刻画主权政府行为时缺乏通俗易懂的理解框架,对理解和界定政府行为边界需要进一步研究。其次,该理论对于市场主体的预期重视不够。最后,为了理解主权货币政府的行为是否就应当将传统的政府预算约束框架抛弃,还是可以修正和发展。

与会专家对“现代货币理论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形成了哪些方面的冲击,这些方面的冲击是不是带有趋势性的?”做出解答。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指出当前不是追求一个理想的、十全十美但又脱离现实的理论,而是要用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之前我国一些现实问题的解决,其实也是现代货币理论一定程度上能够加以解释的。例如1997年由财政部门来发行国债,筹集资金再注资到四大银行,提升其资本充足率。这一操作是很典型的货币融资、赤字货币化。实际上,诸如四大行注资以及中投公司成立时所采取的类似政策都没有带来明显的负面效应,更多的是正面效应。现在我们面临的地方债务问题和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等,迫使我们去思考财政和货币的关系。现代货币理论至少为我们解决这些难题提供了一丝光亮,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进一步探讨。过去认为禁忌的那些东西,实际上可以通过理论创新,来解决当下中国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所以探讨现代货币理论不是简单地去照搬,把这个理论顶礼膜拜,也不要简单地否定现代货币理论,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梳理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治理通货膨胀、财政赤字问题的一系列的思想观念变化。改革开放初期财政赤字带来了通货膨胀的严重,这也使得央行从财政系统中独立出来。在经历2008年通货膨胀之后,我国处于相当长时间的低通胀阶段。通过回顾历史也可以得出以下四点结论:第一,中国对通货膨胀的治理一直比较成功,政府出于经济实际情况办事,并未完全按照经济理论;第二,中国的通胀治理的指导思想来源于自己的实践;第三,80年代中后期货币主义对中国的宏观经济的调控,对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第四,2002年之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告别短缺经济,进入现代经济时期。

通过研究我国经济发展历史和实际情况,结合MMT理论(现代货币理论),可以看到MMT理论的很多观点具有参考价值。但是从整个理论体系来看,它存在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我们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合理利用这一理论,而没有必要把许多政策主张与MMT理论联系到一起。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副所长徐奇渊从四个方面给出了自己的观点。第一,MMT理论本身也存在一种悖论。以日本为例,日本推行MMT相关政策,需要将经济环境维持在低利率、低通胀状态,一旦这一前提打破,那么MMT框架也就不可持续。第二,对于在中国推行MMT相关政策,需要考虑我国与欧美之间不同的经济环境。具体看来,在进入MMT政策区间时,欧美日政府债务占GDP比例都已经接近或达到100%,但货币政策低利率使它的财政赤字空间、政府债务空间能够大幅提升。但是中国的财政本身,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本身还是有相当大的空间。第三,从长期看,MMT理论使广大研究人员对债务上限理论进行反思。我们不能被那些过时的、教条的、60%这样的红线所束缚,要看到我们的宏观政策还有很大的空间,完全能够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的支撑。第四,财政和货币政策之间是有一定的界限,同时它又有连接点。尤其在国债市场的层面两个部门合作协调的空间是很大的。

中银国际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结合之前专家的发言进行了总结。首先他认为目前全球重回高通胀、高利率时代可能破坏了MMT实施的基础,MMT现在实施的基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外,卷土重来的高通胀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反思MMT,这也告诉我们要敬畏市场、敬畏规律。第三,货币超发不一定有通胀,但通胀一定是因为货币超发。

对于中国而言,首先需要总结自身经验。前期在疫情防控比较有效的情况下,我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都比较克制,这也避免了过度刺激带来的通胀压力。对于央行用储备投资收益上缴财政的相关消息,管涛认为这一措施并不是MMT,也不是财政向央行透支和赤字的货币化,而是一个财政政策的操作。但不可否认的是MMT理论对于中国来讲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启发我们要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联动,提高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编辑:王祯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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