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受全球经济增速减缓、生产成本上升及利润下降、虚拟经济泡沫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我国实体经济经营环境趋紧、下行压力加大，出现了增长放缓、结构性矛盾突出、效益下滑等诸多问题。如何增强实体企业活力、振兴实体经济发展，最首要的就是要找准实体企业发展面临的困境、降成本的本质和难点，研究如何科学地降成本。

实体企业降成本难点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企业降成本是一项难度大、影响广、挑战性强的系统工程。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现在我国处于一个高成本的时代，很多成本都在上升的，在这种情况下，降成本可以说是逆势降成本，所以其作用也是有限的。”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的人口红利逐渐丧失，环境资源约束不断加重，能源供需矛盾突出，节能减排压力加大，各类生产要素都已经提高。其中，人工成本、环境成本、用地成本成为实体企业发展面临的“三座大山”。

曾担任申克中国集团公司CFO 的谭向阳认为：当前企业觉得负担重的核心在于经济下行，利润和毛利率都在下跌，原来本就繁重的税负就会成为企业最大的痛点。其根本原因是企业的各项成本中，土地、房租、水电气、生产材料、运输、保险、人工成本都在上升，而销售价格被不够旺盛的需求秩序压低，利润空间在低售价和上升的成本中间被双重挤压，那么，税负痛感就会愈发强烈，甚至业务难以为继。

国美电器财务总监方巍也表示，在企业的成本构成中，门店的租赁费用、用人成本、水电费、配送费等占总成本的大部分，在目前经济形势下行的情况下，上述成本却没有减少甚至房屋租赁费等在土地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也在不断的增加，再加上物流成本等变动成本，从而会加重了企业的负担。

天地科技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宋家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煤炭行业目前面临的发展难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伴随去产能对分流人员的妥善安置，另一个是降低带息负债规模和保持资金正常周转。作为一家综合商贸物流企业，华南城CFO蔡耀庭也认为，当前一线城市人工成本和用地成本的不断上升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企业成本的全面快速上升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一是难以再依靠低成本竞争优势，二是创新和管理能力也难以跟上。这就是了降成本面临的第二大难点——成本全面快速上升背景下的企业创新能力的不匹配性。有研究表明，国内企业在创业能力上存在着严重的两级分化现象。往往规模大、产品附加值高、盈利能力强的企业重视研发投入，通过研发来实现降成本和增效益；而中小规模企业因盈利能力较弱，真正的研发投入较少，即使有，大多也是在进行模仿式创新。

京港地铁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李红薇认为，一个企业要可持续地生存下去，必须以它的引领能够作为生存基础。这个生存基础在于它所提供给社会的产品和服务，一定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这个需要本身一个是满足需要，一个是引导消费需求。

谭向阳也表示，为什么有的企业感觉不到税负高呢，是因为它的技术领先性，产品比较好，甚至说有一定的品牌效应在里面，大的央企也是，市场占有率较高，虽然从毛利到净利润损失得比较多，但是并不意味着它的日子比较艰难。

此外，降成本面临的难点还体现在降成本与防风险的矛盾性，以及成本转化增值的低效性等。刘尚希认为，降成本的着力点是降低公共风险和不确定性，“现在为什么成本高，从整体来分析，是在于制度变迁的速度与公共风险产生的风险不匹配，从而产生各种有形与无形的交易费用最终转化成企业的各项成本”。

谭向阳在谈及中国实体经济面临的问题时表示，当前实体企业发展还面临着政策环境多变，契约精神缺乏（政府公信力），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诚信体系瑕疵很多，以及缺乏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等难题。

方巍则表示对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很有信心，同时对于目前的中国经济改革也提出了一些建议：1.加快费改税的进程，加强预算管控；2.优化税制结构，促进企业发展；3.注重营造企业公平的财税环境；4.进一步简政放权，提高行政效率；5.加大减税的力度，降低增值税税率。

宋家兴表示，2013年以前，煤炭行业经历了十年黄金发展期，此后煤炭价格出现断崖式下滑，整个行业经历了过山车行情。如果煤炭价格能够基本保持稳定，煤炭产量与需求能够基本匹配，煤炭行业经营业绩将进一步改善，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将逐步增强。如果再出现煤炭价格大起大落，行业发展将受到重创。政府在宏观调控上需要更加精细化，企业也应当更加自觉地执行宏观调控政策，共同维护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

从对实体经济一线企业家的采访中，不难看出，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绝非一次性的短期任务，需要统筹兼顾当前和长远发展要求，正确认识到成本的本质是风险的转化，降成本的着力点是降低公共风险和不确定性；实体经济成本高的根源在于制度变迁的速度与公共风险产生速度的不匹配，从而产生各种有形和无形的交易费用，最终转化为企业的各项成本。因此，降成本最终要落脚到增强企业内生动力上来，其关键就在于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制度完善创新，形成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同时，降成本的政策措施要为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一是要矫正“缺位”和“越位”现象，同时相应“补位”和“退位”，注重从宏观角度为企业创造健康运行的良性环境和合理机制。二是要妥善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在全社会形成改革合力。三是政府各部门要加强协调，加强降成本政策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构建降成本长效机制。

金融服务实体之辨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金融要回归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本源。”在7月14-15日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定位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再次提出，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

金融业的收益来自实体经济，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业安生立命之本。我们讨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前提和重要内容，是对实体经济的状况进行分析判断。

从国际上看，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均陷入了“长期停滞”，加之大宗产品价格波动频繁、利率水平悬殊、汇率剧烈波动、国际游资肆虐，各国实体经济面临的风险有愈演愈烈之势。从国内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转向中低速，“三期叠加”不断放大经济下行压力；实体企业经营环境趋紧，出现了增长放缓、结构性矛盾突出、效益下滑等诸多问题。

同时，经过几十年的“经济金融化”发展，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界限已经十分模糊，在当前实体经济长期疲弱，投资收益率持续下滑，经济风险不断积累的同时，金融业的自我循环、自我膨胀也加剧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疏远化”。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并不是简单的无条件满足微观企业的资金需求。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在我国，长期以来金融仅仅被看作为向经济活动输送资金的“血脉”，其作为市场经济制度之基础构件以及其他更重要的功能，如为资源配置提供信号、深化分工与协作、管理风险、提供激励等，却被忽视了。

李扬提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最根本的要求，是有效发挥其媒介资源配置的功能，降低资金流通成本，提高金融的中介效率和分配效率。一是要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利率、国债收益率曲线以及人民币汇率的机制，加强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二是要增加长期资金的供给，特别是增加股权性资金供给，改变我国金融体系期限错配和权益错配的方略；三是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支持服务地方的小型金融机构发展、发展小额信贷、鼓励金融创新、不断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渗透率、优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生态环境等，不断创新金融服务实体企业方式；四是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实现我国监管格局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由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等的转变。

此外，在国家连续出台各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政策措施的同时，实体企业自身也要“强身健体”、苦练内功，将降成本内嵌于产业转型升级之中，大力推动技术和管理创新，优化成本结构；加快产业转型、产品升级步伐，树立品牌质量意识，不断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和竞争力。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个永恒的命题，恰如八卦中的黑白二色、阴阳相合，金融和实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边界已然淡去且不断转化。唯此金融与实体内外兼修、互相促进，实体企业活力焕发、实体经济繁荣振兴可期！